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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从走廊地带理解中国的理论路径

时间:2018-11-05 来源: 浏览次数: 文字大小:

  走廊地带是从历史、地理、文化、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等多个角度理解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切入点。7月23日至30日,“第八届中国人类学民族学中青年学者高级研修班”在历史文化名城甘肃省张掖市举行。该研修班由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主办,陕西师范大学-河西学院丝绸之路经济带河西走廊智库、河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来自国家民委、各地高校和科研机构的40余位专家和中青年学者共同探讨“从走廊看中国: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区域经验”。

  “在河西走廊,一眼千里,一步千年。”甘肃省民委巡视员王砚在开班式致辞中,这样阐述河西走廊之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特殊重要性。河西学院校长张汉燚教授从河西学院的历史担当谈到河西走廊研究的价值,“河西学院是兰州至乌鲁木齐近2000公里内唯一的普通本科院校,担当着为西部培养人才的重任。”“半年来,河西学院通过与中国民族报社合作开展大型理论专题《从走廊发现中国·河西走廊篇》,从多角度深化了对河西走廊的研究,引发社会各界对河西走廊的关注。”他表示,国家民委和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将研修班设在河西学院,汇聚对各走廊地带的前沿研究,将以更广阔的视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秘书长张谋在开班式致辞中指出,民族学、人类学等学科经过长期的理论积累,已经拓展了“从走廊看中国”的理论视野。

  走廊地带鲜活展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文化和谐共生

  在走廊地带的历史发展中,各民族长期互动交融,形成了多民族和谐共居、多元文化共生共荣的格局,这成为中国多民族国家发展的一个缩影。在研修班授课中,张谋系统解读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工作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阐明走廊地带对于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开展民族工作具有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教授白振声梳理了历代中央政权经略新疆的历史。他指出,在西北地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壮阔历程中,不仅有大量少数民族融入汉族,也有大量汉族融入少数民族。河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蔺海鲲教授以生动鲜活的河西文化,阐述敦煌佛教哲学在东西方文明交汇历史中发生的重大变革与转型,阐明了人类文明互鉴共生、共存共荣的内在机理及其对于构建人类共有精神家园的重要价值。

  此届研修班的30余名学员来自20余家高校及科研单位。走廊地带的区域经验和特征引发了学员们就文化认同、民族关系、民族地区发展等议题展开热烈讨论。在课堂研讨中,学员们从学理和个体经验出发,厘清了对本民族的认同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的关系。结合专家授课,来自不同地域、不同学科领域的学员们领略了西北的历史文化和社会风貌,深切感受到河西走廊上的历史悠久厚重、文化多元共生、民族和谐交融。一位来自西南边陲的学员表达了她最深刻的学习体会:“中华大地上的每一个民族都是伟大的,谁也离不开谁。”“我们要在各自的研究中,尤其要在历史讲述中,呈现中国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

  从走廊地带理解中国和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费孝通先生提出“民族走廊”这一学术概念旨在为其构建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理论提供研究路径。多年来,来自不同学科、关注不同走廊地带的学者以及学术共同体从多种理论维度或视角拓展和深化了这一取向。此届研修班以“从走廊看中国”为主题,学者的研讨展示出从走廊研究整体性理解中国的多元路径。

  浙江师范大学环东海与边疆研究院院长于逢春教授基于他提出的“中国疆域五大文明板块”理论框架,阐释了“辽东农猎-农牧交错带”、辽西走廊在中国疆域底定、民族融合历史中的地位。他认为,历史上,在“辽东农猎-农牧交错带”上兴起的诸政权在统合广义辽东的同时,长时期与泛中原、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与海上诸政权碰撞、互动乃至融合,为后来的清朝掩有天下奠定了坚实基础。于逢春认为,使“五大文明板块”最终融为一体的粘合剂是发祥于泛中原的“大一统”思想、天下观、华夷同源谱系和汉字。

  陕西师范大学西北跨境民族与边疆安全研究中心副主任、首席专家黄达远教授基于对河西走廊的研究,阐述中国历史演进的绿洲道路。他认为,从“路、带、廊、桥”的研究视野,能够突破基于西方经验的线性史观,能够超越单一地域、单一族群、单一宗教、单一语言的历史。而在一种具有时空连续性的区域整体史视角下,能够从多个层面解读出历史廊道的时空交互特征。他进一步主张从河西走廊的区域经验出发,以一种“区域关系史”的新视角来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所长袁晓文研究员回顾了藏彝走廊的战略意义、研究历程和研究主题,总结了藏彝走廊的西南研究经验,着重阐述了如何通过以“历史-民族”区域来研究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他指出,中华民族所在的“历史—民族”区域主要有两种类型,即费孝通先生提出的六大板块和三大走廊,板块之间是由走廊联结的。其中,板块地区在历史上容易形成统一的政权实体,而走廊地区则为许多族群提供了迁徙的通道与生存空间,许多古老的历史与文化因素得以存留。正是“板块”“走廊”之间的交流互动,形成了今天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藏彝走廊主要是藏缅语民族发生、发展、演变、分化的重要舞台,是一条重要的历史文化沉积带,繁多的民族种类、复杂的族群支系以及多样性的民族文化是该区域的重要特征和学术意义所在。藏彝走廊研究开费孝通先生所提出的按“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研究之先河。以走廊学说的探讨结合扎实的民族志田野调查工作不仅能丰富并深化我国民族学、人类学、民族语言的研究和学科建设,而且能对“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提供一个生动的认识。

  贵州大学国家民委民族理论政策研究基地执行主任兼首席专家杨志强教授在历史上的西南地缘政治经济格局中考察苗疆走廊的功能定位,并从国家走廊、汉移民通道、活态文化走廊、国际通道等方面拓展苗疆走廊的研究路径。他着重指出,历史上苗疆走廊是一条横贯云贵高原、勾连东西南北的“国家走廊”,明朝为保障这条通道的安全甚至专门设置了贵州行省。明、清时期,王朝国家依托苗疆走廊深入到西南边疆地区,“国家化”和“内地化”趋势强烈地影响了这一区域的城镇圈、市场圈和各民族多样性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苗疆走廊的开通,不仅突破了云贵高原的地理障碍,使得中国西南与华南地区的政治、经济一体化成为可能,还深刻影响了云贵高原上各民族的发展与演化,使云贵高原的各民族在经济和文化上既具有在国家力量和汉文化普遍影响下的整体性关联,又衍生出“和而不同”的、多姿多彩的民族、民间和地域性的文化多样性特征。因此,不同于其他以地理形势为特征的“民族走廊”,苗疆走廊的显著特征更在于,它是由交通线连带起来的、具有较强整体性并呈带状结构的社会、政治、经济的“线性文化空间”。

  中山大学移民与族群研究中心主任周大鸣教授通过南岭走廊与其他走廊的关联比较,认为民族走廊是华夏文明“中心”向“边缘”联系的地带,“边界性”是民族走廊的本质性特征,而从华夏边缘理解中国恰恰是民族走廊研究的历史意义。就历史意义的层面而言,他将走廊与边缘看成事物的一体两面,分别将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南岭走廊与中国的北部边界、西部边界以及南部边界统合起来进行较大视野的整体性思考。而这一研究路径的目标是“为了寻找整合的中国”。在他的解释结构中,中国北方的整合模式是一种华夏边界的往复“扩缩”,并体现为河西走廊上农业民族与草原游牧民族的对抗和交往,华夏的边缘很难越过“贮存地”而向草原内陆扩展;在西部,青藏高原的险峻地形也足以阻挡华夏边缘的进一步扩张;而在中国南方,作为华夏南部边界的南岭所阻隔的岭南与中原两片地域并不像北部边界与西部边界那样差别巨大,南岭以南的岭南地区,发展出了一种与中原相类似的生计模式,所以,岭南地区的族群在历史上更多地采取了假借华夏祖先而与华夏成为一体的整合模式。周大鸣进而从新时代中国的一体性建构来阐释走廊研究的现实意义。

  对走廊研究方法和路径的延伸讨论

  在研讨中,专家和学员达成共识,开展走廊研究要立足于中国历史的主体性,形成中国话语。《中国民族报》理论周刊编辑王剑利博士介绍了大型理论专题《从走廊发现中国》的策划思路。中国民族报社在与边疆学、历史学、政治学、民族学等学科专家共同策划走廊专题的过程中,注重延伸“多元一体”的方法论意义,围绕走廊地带展开了理论探索和框架建构,尝试从民族、疆域、区域单元、文明板块、文化等多个维度来阐释、论证和丰富中国的“多元一体”。她同时表示,走廊专题着眼于对“史观”的思考,力求建立能够有效表达中国的“多元一体”特性的史观。因此,不仅要从走廊研究讲述整体性的中国,还要注重体系性,注重研究走廊地带之间的历史关联,展现中国的多元亚区域共生演化为一体的历史进程、动力机制和整合机制。要实现这一理论诉求,学界需要拓展走廊的内涵和研究主题,并联合研究各走廊地带的学术共同体的力量,在跨学科、跨地域、跨研究视域的对话与合作中刺激学术生长点,谋求互动性共识。

  白振声在讨论中指出,河西走廊具有多维度的功能和意义,《中国民族报》的河西走廊专题已经打开了广阔的研究视野。一般而言,民族学、人类学的传统研究路径长于微观视角,而当前,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理论和现实需要要求学界从宏观上着力,推动走廊研究关注整体性,并实现跨学科合作。

  袁晓文认为,走廊学说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和现实意义。但目前学界对于走廊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费孝通先生提出了中国存在几条民族走廊,但对于走廊的概念、构架、作用、原理及其与中华文明的关系等,学界仍需进一步开展讨论与研究。袁晓文以藏彝走廊为例,梳理出藏彝走廊研究需拓展的一些重要领域,包括藏彝走廊的范围、民族语言、考古学、民族史、民族文化、生态与民族的关系等。费孝通先生曾在支持藏彝走廊综合调查的发言中指出,要从全国这个棋盘格局“看各个民族的过去和现在的情况,进行微观的调查”。这一表述可以理解为宏观着眼、微观着手并关注历史与现实,这也与当前的藏彝走廊研究从华西学派继承来的学术理念相契合。当前,藏彝走廊研究的重点之一是立足于田野调查的实证研究。袁晓文展示了大量有关藏彝走廊的田野研究成果。

  周大鸣指出,我国的民族走廊是一种体系,包括了多条自然条件、族群活动、地理走向、规模大小不同的民族走廊,有的走廊内还存在多条并行和交叉的次级廊道,这些民族走廊共同形成了我国的民族走廊系统。因此,现在有多种走廊的说法。

  在对各走廊地带的研究中,学界已经从多个维度丰富了走廊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例如,黄达远和杨志强分别从不同的历史视角来讨论河西走廊和苗疆走廊作为“国家走廊”的功能定位,并围绕历史上国家经略边疆的历史进程阐释其意义。黄达远还基于对“路、带、廊、桥”相关研究的思考,主张学界要建立中国视角的世界史。在与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民族学所朱佶丽博士等学者的讨论中,黄达远认为,面临国际史学界对中国历史和欧亚大陆历史的知识建构及其话语权,中国学界迫切需要建立主体性的中国史叙述和世界史叙述。

  在研修班上,学员们从理论和实践层面对于从走廊地带理解“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展开讨论,认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指引了新时代的民族研究方向,学界应注重研究走廊地带的民族志,提供扎实有力的经验材料和理论创新。